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前身为省城市规划协会，是规范和引领全省国土空间规划行业健康发展的专业性社会团体，业务涵盖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建设领域的技术咨询服务、行业自律、评估论证及交流培训等。省自然资源厅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对协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来源于日本。1990年代，国内学术界引入都市圈概念，但至今未形成统一概念。

　　17世纪伦敦已经初步形成了都市圈的结构，这种圈层格局虽历经变化，但是其基本结构并未出现重大改变。

　　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划定了伦敦都市圈“四个同心圈”的增长边界，奠定了伦敦都市圈的发展基础：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乡村外环。

　　美国于1910年最早提出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概念，1990年开始采用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的概念。美国都市区的概念是为了客观描述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统计学特征，以人口和行政单元为基础。

　　目前往往也用做于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指标。只是判断是否归于这个区，但并没有对地域空间组织形式作出解释，并没有明确强调圈层的概念。

　　美国都市区的概念是为了客观描述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统计学特征，其划分指标体系经过近100年的反复修订补充，已日趋完善。强调人口密度、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增长率、居住于城市化地区人口绝对量和相对量等指标。

　　日本学者木内信藏1951年提出“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的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区域组成，这成为日本都市圈研究的开端。

　　1950年代，日本借鉴美国都市区定量化的思路，由行政管理厅提出的都市圈的概念。

　　东京都市圈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东京都市圈的半径：1920年的10公里——1980年的50公里左右——从1980年开始，长轴半径一直稳定在50公里左右，短轴半径稳定在30公里左右。

　　一种是通过人口密度和通勤率反推出行政区，如美国通过识别满足划分标准的郡县，跨州形成纽约大都市统计区；

　　另一种是纯粹基于行政区的划分方法，如东京都市圈包括一都三县，即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琦玉县。

　　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到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基础设施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要基本消除。

　　核心圈——就业人口密度750-2000人/公顷的连绵面积大于3平方公里；日均人口流入规模80-100万人口。

　　紧密圈——流入核心圈人口空间单元流出人口的5%以上且流动人数绝对值大于5000人，或者与广深中心区30分钟等时圈较为接近地区。

　　松散圈——流入核心圈人口空间单元流出人口的1.5%以上且流动人数绝对值大于1000人，或者与广深中心区60分钟等时圈较为接近地区。

　　50km是都市圈发展半径的极值。东京都市圈体量最大，但都市圈半径并未出现无限制的增长。东京、纽约都市圈的长轴半径在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后，在50km附近稳定。

　　都市圈半径20km以内的城市呈抱团集聚，单核、紧凑；都市圈内的主要城市、新城都聚集在30km半径范围内。东京圈主要城市、新城分布有明显方向性（西、南），巴黎、伦敦则无明显方向性。伦敦、巴黎半径20km以上沿轨道交通引导，建设用地呈指状、蜘蛛脚状放射；而东京因多圈轨交环线的构建及各副都心、业务核辐射区的紧凑粘结，放射线km以外才出现。

　　中扩散：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并非集聚在中央核心区，而是向10km半径的圈层扩散

　　小集中：人口在10km半径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发生集聚，如东京新宿、涩谷，巴黎拉德芳斯，伦敦斯特拉特福德

　　通过分析四大世界城市的人口定位座上板、岗位分布、出行分布得知，四大都市圈中心城区的日通勤量都在270万人次以上，且都市圈内80-90%的出行都集中在30km半径范围内。

　　城市规模大小并不能决定其全球关联性。伦敦的GDP人均GDP与东京持平，人口总量和交通通勤都远小于东京；但在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8的评估中，伦敦却遥遥领先，纽约、东京、巴黎分列二、三、四。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发表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探索城市分布的规律，系统地阐明了中心地的数量、规模和分布模式，建立起了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提出了城市群空间分布的数量和等级体系关系。

　　中心地（Central Place），即向居住在它周围地域（尤指农村地域）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

　　新出现的城市体，被帕特里克·格迪斯叫做集合城市（conurbation）……铺开在几十平方英里甚至几百平方英里土地上，密度比较均匀。

　　“在这个城市聚集体内，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没有社会文化等公共机构能把它的成员团结到一个活跃的城市生活中来， 没有一个政治组织能统一它的共同活动，只遗留下一些老的公共机构的社会废墟、支节、片断，正象洪水过后零乱地散在一条大河边的黑糊糊的废物。这是社会生活中的荒漠。”

　　我国行政管理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行政辖区是城市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确立了市带县的行政区划模式，为强化对市域范围的城市发展指导，开展了与行政层级相对应的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并纳入法定空间规划体系，国内研究开始注重从行政管理层面研究城市群。

　　姚士谋、陈振光、朱英明（1992）在《中国城市群》中对“城市群”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孙一飞（1995）、周干峙（1996）等提出“城镇密集区”概念，开始被官方所引用。

　　“改革和开发”激活的珠三角工业经济化和中小城镇的迅速崛起，此轮规划强调经济发展。

　　1990年代中期，在特区和小城镇双动力驱动下珠三角出现内部竞争，因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耕地流失等问题日益突显。此轮规划秉承了“经济发展+区域协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区域发展观。

　　进入2000年代，中国发展出现的区域竞争和珠三角内部的资源环境矛盾，产业发展与城镇宜居水平的矛盾，人口发展中的本外分离矛盾。此轮规划的区域发展理念为“经济+环境+区域与社会公平”统筹兼顾。

　　珠三角深层次矛盾凸显，劳动力短缺、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低成本竞争模式受阻；全球金融海啸导致出口导向模式遇障；土地资源短缺和土地政策收紧导致以地生财模式受阻，原有路径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空间上：关注城市等级体系+产业发展轴带——沿交通干线分布的产业园区和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

　　芒福德对戈特曼的观点提出批判，他认为大都市带并不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空间形态，只是由于大城市地区的人炸而导致的一种“类似城市混合体”（urbanoid mishmash）。

　　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及：在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城市从来都是自由人的汇聚场所，这是城市原本的样子，人从来都是城市的主角。

　　都市圈正是在高速轨道交通时代出现的巨型城市区域形态。技术进步不断给城市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也不断塑造着全新的城市形态。

　　197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中国开始向以货币分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

　　回顾过去的四十年，与其说中国改革的历史是一部市场分工取代计划分工的历史，倒不如说是一部解决货币不足问题的历史。

　　只要货币能与土地市场（或间接与住房市场）挂钩，生成的货币就不再是当期的商品，而是未来的债务。一旦“贷款创造货币”开始取代“顺差创造货币”，货币也就从传统的商品货币制度转向信用货币制度。

　　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信用，要远比土地出让收益对中国经济影响更大。正是依靠土地金融创造出的信用货币，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才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足够的通货。

　　土地资源为底，根本上还要靠需求拉动资产价格。城市规划通过对土地资源之上各空间要素的精心安排，实现土地价值的提升；通过蓝图、模型的精美呈现，吸引投资人。但以发展为导向、依赖城市规划拉动下的土地财政逻辑是否可持续？

　　国土空间指国家主权与主权权利管辖下的地域空间，是国民生存的场所和环境，包括陆地、陆上水域、领海、领空等。

　　国土空间是国家对管辖范围的认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是一种国家治理行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国土空间的重要性、利用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国家实施统一管理、统一用途管制、统一保护修复。

　　国土空间规划对土地财政逻辑形成强大约束力。未来将会是从土地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

　　三类：总体规划（指在一定区域内，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等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总体安排和布局)；专项规划（一般指针对某类资源要素，某个专业领或行业、某个特定区域涉及空间利用的安排)；详细规划（一般服务于空间规划实施，是具体项目建设依据）坡口面角度。

　　改革开放后，以香港为源头的“三来一补”企业引发了深莞为首的珠三角村镇工业化。以南海、顺德为代表的村镇集体企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发展，推动了珠三角村镇工业化的发展。村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珠三角城镇连绵区的形成球刀。

　　珠三角整体形成分散、多核的城镇连绵区，以生产联系为主，与香港联系紧密，但内部城镇之间尤其是东西两岸相互联系很弱，城市群的结构是松散的。

　　工业化时期，为了提高效率，产业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专业化工业企业，往往在城市外围地区靠近其同类型的企业或上下游企业集聚，形成产业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出现了园城分置的现象。

　　当前正处于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变革，这个变量会深刻改变我们的经济模式和空间格局。技术革命背景下，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要素效率极大提升：提升人、技术、资本、空间、市场要素的效率，通过要素配置实现效率提升。空间组织发生改变：分布式网络将取代单一功能区，空间去中心化、小前端、大平台成为标准。

　　②潜力地区：当前“全球创新网络”正在萌发孕育中，三层网络和创新城市间等级尚未完全固化，这为后发城市“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

　　③创新城区：创新回城，一些交通便捷、环境优美、服务便利的城区继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④枢纽地区：科技资本的效率和效益追求，资本投资，人才、知识的加速流通等，促使枢纽地区尤其是快速轨道枢纽地区，成为被“争夺”的资源。

　　⑤政策地区（飞地）：在全球-地方联结下，除了区域自身环境条件和产业特色外，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搭配可以产生协同作用而使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

　　自20世纪初开始，港口对城市的影响力持续下降。César Ducruet等人的研究表明，航运交通对于港口城市等级、规模的影响在19世纪末达到巅峰，后逐渐下降， 近20年呈加速下降的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可贸易性增强， GATS后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经贸领域出现了大量以服务为核心的新现象。

　　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后，航空、互联网成为信息传递的更有效工具，货物贸易在国际贸易中不再占有绝对地位，航运、工业对城市经济的作用下降。

　　世界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期，航空、互联网推动下的全球化，美日方向的东北太平洋方向成为主要的通道。

　　在空间维度，复杂性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范围广大而界线模糊，而目前的区域规划，基本上适用于“简化世界模型”，如城市群、城镇体系，但是在面对都市圈内复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时则显得较为单薄。

　　弗里德曼建议创建一个三级相关层次的规划体系：整体巨型城市群落的系统性规划——大都市以及市政层级的规划——邻里层级的规划

　　在时间维度，由于历史的非线性演化进程，以及突发偶发事件（如自然灾害）对历史进程的扭转中断，表现出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因而以线性模式依靠过往经验去推断远期趋势，就有较大的不可靠性。

　　第一，无论进行何种空间规划，都应重点关注“始于足下”，而不是遥远的周期；

　　第二，都市圈的整体系统性规划，应该注重减轻由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即以解决问题为主。

　　“城市复杂性对于规划的启示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启示就是，规划师往往并不了解未来。基于不同的假设，规划师可以就一部分变量做线性预测，但是基于非线性预测的规划决策目前还不具可能性。……我们就不得不把规划预测限定在我称之为“延续的现在”的时间段内。”

　　在人间维度，人类总量巨大且社会形态、价值追求极其多样，人类整体社会的演化，以及个体成员的发展轨迹，均呈现出曲折性、非线性，期间还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引起的突变。特别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是多目标优化，甚至希望实现互相矛盾的目标（“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一个宜居的区域，往往也是充满矛盾的。因为每个人对“宜居”的理解和诉求都不一样，而规划师不应笼统地表达情怀，而应认真倾听这些矛盾的声音，在具体行为中寻找“帕累托改进”。

　　《广东省万里碧道总体建设规划（2018-2035）》沿山海碧道始于北江干流大塘镇边界，止于海鸥岛，具体走线为北江干流-东平水道-潭州水道-沙湾水道，构建一条“通山达海”的活力廊道，促进区域河流共治，提升沿线的滨水空间品质。

　　② 共享式的公共中心配置——以集合城市共享配置，各镇安排特色化公共服务，为集合城市内公交串连的多个镇提供服务

　　“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壮的，而是在自己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能够最好地调节并适应改变的。将这个概念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得以存活的文明，是那些能够随着所处的环境发生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及精神性改变，不断地自我调节和适应的。”